第四天灾：汤恩伯“水旱蝗汤”的恶名是怎么取得的？

1942年，一场罕见的灾荒袭击河南，春天几乎滴雨未下，小麦收成惨淡。

接着蝗灾肆虐，蝗群遮蔽天空，东西宽达十余里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民生凋敝的时刻，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却依旧横征暴敛，甚至在叶县以修建“边区学院”为名，行修建官署之实，强征周围十余县无偿捐送木料。

自此，这位国民党将领有了“水旱蝗汤”的恶名。

那么，汤恩伯究竟做了哪些恶行，让他与民间三害并列？

从抗日铁汉到四十万军阀

汤恩伯，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。

他曾是抗日将领，不是一出场就讨人嫌。

1937 年南口血战，他顶着日军板垣师团硬扛18天，部队打残了，自己也挂了彩，“抗日铁汉”的名号第一次登上武汉报纸。

1938 年台儿庄，李宗仁率部防御，他率部主攻，联手侧击日军第10师团，一场恶仗打出国军的威风。

那时候，河南百姓箪食壶浆，把自家最后一点白面蒸成馍，往13军阵地上送，都在为这支抗日铁军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仅仅五年后，同一支部队会沦为百姓眼里的“蝗军”。

而曾经率领中国军队抵御外辱的汤恩伯，更是成了百姓口中的第四天灾代名词。

转折点在 1942 年。

蒋介石一纸委任，汤恩伯兼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再赏“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司令”，名义上防日军，实际上给他开了“自筹军饷”的口子。

此时国民政府的军资政策是，中央只给番号不给钱，粮饷就地解决。

于是，一顶“中原王”的纸糊王冠，就这样扣到了他头上。

王冠一戴，胃口全开，短短一年，他的纵队从 10 万膨胀到 40 万，光军需处长就养了 8 个，师级以上单位 48 个，番号花名册比字典还厚。

人吃马喂，全靠“就地解决”，怎么解决？

一句话：抓、征、借、罚。

抓壮丁，征夏粮，借秋草，罚“通敌”。

河南本是战区，青壮早被抽得七零八落，汤部还不满足，连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都被绳捆索绑拖进军营。

百姓背地里叫“汤捉人”，比蝗虫过境还干净。

更狠的是“空额经济”。

一个师上报 1 万 2 千人，实际能打的不到 6 千，剩下 6 千人的饷银、口粮、军装全进了层层长官的口袋。

重庆方面后来也听到风声，干脆按编制的一半发饷，本意是逼他“吃相好看点”，结果汤恩伯反其道而行：上头给一半，我下边再扣一半，窟窿越撕越大。

为了平账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“打一仗”，把“阵亡”名单造得老长，反正死人不会开口。

于是，日军还没进攻，他先“阵亡”几千，粮饷照领，武器照收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。

1943 年，河南大旱，麦收不到往年三成，百姓把树皮都啃得精光，汤部却照旧“征实借粮”，颗粒不能少。

省府官员求他“留一口”，他回一句：“军令如山，饿死不欠饷。”

一句话，彻底把“抗日名将”的招牌踹进了臭水沟。

百姓眼里，洪水、旱魃、飞蝗是老天爷降灾，好歹还有“来年”可盼，而“汤”是天天上门、月月催粮的活灾星，躲不过、逃不掉。

于是，田间地头先有人小声嘀咕“水旱蝗汤”，后来嗓门越来越大，终于喊成了公开口号。名头一旦传开，就像蝗群一样，遮天蔽日，再也收不回去。

中原溃败

1942 年夏至 1943 年春，河南遭遇百年一遇的“掐脖子旱”，紧接着遮天蔽日的蝗群把残存的秋庄稼啃得精光。

官方档案里，全省 3000 万人，饿死 300 万，逃荒 300 万，剩下 2400 万在死亡线上晃荡。放在任何时代，这都是天地同悲的大劫，可汤恩伯的 40 万兵，却在这场大劫里扮演了“趁火打劫”的角色。

按国民政府规定，战时每石田赋征实 30 斤，汤部却层层加派到 90—120 斤。

此外还要“代购军马草”“代购兵工木料”，折合下来，一亩麦子还没黄穗，就被预支走了七成。

百姓交不出？好办。

“通敌资敌”的帽子早准备好了，轻则吊打，重则活埋。

叶县、襄城、郏县一带，至今流传着“汤家绳子”的说法：一根麻绳浸水，抽在背上，一鞭一条沟，三鞭皮开肉绽，五鞭当场昏死。

1943 年腊月，郏县一个 70 岁的老秀才因交不出 5 斗麦子，被绑在村口老槐树上示众，一夜寒风活活把人冻死。

次日清晨，军需官拿棍子敲敲尸体，说句“装死”，便让乡丁拖去喂狗。

此事一经传开，老百姓再不敢拖欠，宁可把最后一把种子粮磨成糊糊，也要先填满“汤家仓”。

饥荒最惨时，郑州、许昌街头天天有人倒毙，汤部却在大张旗鼓办“军马补充所”，一匹军马配 8 个民夫，民夫口粮每天 8 两杂粮，马料却是 3 斤豆饼。

人饿得啃观音土，马吃得比人强，百姓骂道：“汤恩伯的牲口比人金贵。”

更荒诞的是，他一边勒捐，一边又以“赈灾”名义向重庆要粮，要到之后，一半高价卖给黑市，一半就地囤进私人仓库，预备“抗战胜利后做大买卖”。

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1943 年 3 月进入河南，在日记里写：“我目睹国军士兵用机枪看守粮仓，而 50 米外，饥饿的农民正用树叶熬成稀汤喂孩子。”

这篇报道登上西方媒体后，蒋介石被迫下令“迅即赈济”，而汤恩伯的回应是，把仓库里的霉麦换包，贴上“第一战区赈灾专粮”标签，拍照交差，实际发到灾民手里的，不足他贪污的零头。

横征暴敛，如果真能养活、壮大军队也就算了，可偏偏当了几年害虫下来，自己赚的盆满钵满，部队战斗力却江河日下。

1944 年 4 月，日军发动“一号作战”，目标是打通平汉线。

按理说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可汤恩伯的 50 万大军面对 12 万日军，竟像雪崩一样溃散。37 天丢 38 城，枪械、弹药、粮食、被服全留给了敌人。

溃退途中，汤部依旧不忘“刮地皮”。

炸毁洛阳电厂前，先抢走 2000 余吨煤炭；退出叶县时，把县城 300 多家商铺洗劫一空。

百姓终于忍无可忍，在临颍、郾城、舞阳等地自发集合，手持锄头、红缨枪，包围落单的汤军，缴枪、扒军服，甚至把俘虏押到日军据点门口，指名道姓：“枪我们留下，人你们带走！”堂堂中央军被老百姓当成“见面礼”送给敌寇，抗战史上独一份。

于是河南开始流传民谣：“河南四荒，水旱蝗汤；宁叫鬼子烧杀，别驻汤恩伯。”

这话并非宣传口号，而是当时豫中平原的真实情绪。

自此，“汤”字彻底坐实，与水旱蝗并列，成为第四天灾。

悲惨的河南人

很多人替汤恩伯喊冤：全国那么多战区，就他倒霉碰上河南连年天灾？

如果河南没有遭遇天灾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背上骂名？

当然不！

其实只要把镜头拉远，就能看见“第四天灾”背后，烂掉的不光是汤恩伯本人，而是一整套战时体制的溃烂。

首先，河南的天灾人祸源于“中央请客，地方埋单”的补给制度。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重庆政府财政全靠美援和印钞，前线部队却必须“就地自筹”。

河南地处中日拉锯的咽喉，又是黄泛区最前沿，耕地减少一半，却要养活 40 万中央军、30 万杂牌军、50 万逃荒难民，人均耕地不足 1.2 亩，根本算不过来账。

汤恩伯不是不知道，但他更清楚：谁手里有枪，谁就能抢到饭吃。

于是，“军纪”二字让位于“抢粮”，抢得越多，部队越肥，蒋介石越不敢动他。

1942 年 10 月，重庆派何应钦到洛阳点验，汤恩伯连夜把3万老弱塞进临汝山区，临时雇 2万百姓穿军装充数，照样领回 40 万人的粮饷。

何应钦明知有鬼，也只淡淡一句“下不为例”，因为蒋介石需要这支部队替他看住八路军，更需要汤恩伯替他看住阎锡山、李宗仁。

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地方就只能被生吞活剥。

其次，是“军政分立”的真空。

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管行政，汤恩伯掌军权，两人互不买账。

李培基上书请求“减免军粮”，汤恩伯反手一封电报：“李主席夸大灾荒，动摇军心。”

蒋介石把皮球踢回来：“军粮不可少，赈灾也要办。”

结果两头落空，百姓只能伸着脖子被割。

1943 年冬，李培基在省政府训话时哽咽道：“河南人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今世要还三份皇粮？”一句话，道尽体制夹缝里的心酸。

更气人的是，汤恩伯封锁了灾区所有的声音，尤其是那些不利于他的。

汤恩伯在洛阳办《中原日报》，派一个旅长兼社长，头版永远是“汤总司令亲临前线”“我军大捷”。

饿死人？不准报；兵变？不准报；百姓缴枪？更不准报。

美国记者的电报被洛阳邮电检查所扣了 7 天，最后通过美国领事馆才发到纽约。

消息封锁得越死，上面越以为“灾情可控”，下面就越被压得喘不过气。

等到 1944 年日军一来，纸糊的“中原王”瞬间现形，可付出代价的，却是整整一代河南人。

参考资料

高威,白华山.河南大饥荒中的汤灾.明日风尚,2018

冯杰.汤恩伯与河南抗日战场.协商论坛,2016